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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剧

白剧原名“吹吹腔剧”,是云南大理地区白族演唱的一个古老剧种,主要流传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及丽江市部分白族聚居地区,现在已是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白剧与明代的弋阳腔有渊源关系。明初,弋阳腔开始传到大理一带,后来又演变为巫娘腔、唢呐腔、罗罗腔。罗罗腔又名吹腔,它和今天白族的吹吹腔一样,用唢呐吹奏,一般也是唱时不吹,唱完吹过门,而在吹过门时依据唢呐的节奏做舞蹈身段,这大约就是现今吹吹腔的前身。

清乾隆年间,大理地区的一些农村,已盖起了戏台。如蓝林兴文寺的戏台于乾隆二十四年落成,如此偏僻的山村也专为吹吹腔盖戏台,可见当时吹吹腔的流行与兴盛。当时,在这一带还出现了许多技艺很好的吹吹腔艺人,还有了剧本(大都取材于汉族民间故事及小说,如《三国演义》《杨家将》等)、脸谱。作为戏剧,吹吹腔在这时已趋于成熟。

道光、咸丰、同治年间,因为杜文秀起义,这一带战乱不止,吹吹腔一度停演。光绪年间,吹吹腔又兴盛起来,十分流行。现大理乡间的许多戏台,都是在这时修盖起来的。

白剧的传统剧目十分丰富,现在能见到的还有269个,它们正是后世白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269个剧目中,取材于小说演义的有139个,根据民间故事、民间唱本改编的有7个,从古本戏演变而来的有4个,从兄弟剧种移植而来的有57个,其他来源的有62个,由此可见吹吹腔剧目来源的丰富。

白剧的传统剧本,有着许多鲜明的民族特色:一是吹白剧的文学性较强,戏曲中常见的陈词滥调较少,有不少剧目出于文人手笔,文辞雅美。二是白剧的唱词格式不同于汉族戏曲的唱词,基本上是“三七—五”的所谓“山花体”,即每段唱词为四句,前三句是七字,后一句是五字。如果唱词需要长一些,就两段相连成八句,前七句都七字,第八句为五字,或是让两段以上的“山花体”连在—起。“山花体”是白族文学中诗歌的传统形式,无论山歌、小调、大本曲、文人诗和巫觋所唱的祝词,都用这样的表现形式。由此可见白剧与白族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。三是白剧的剧本有着自己的语言特色。语言是白语与汉语夹杂,白语部分也是用汉字书写,只是在句旁加以注明。

白剧音乐包括唱腔音乐和伴奏曲谱两大部分。唱腔音乐由吹吹腔和大本曲两大类组成,同时还吸收改编了部分民间乐曲;伴奏音乐包括传统吹吹腔的唢呐曲牌、打击乐和大本曲的三弦曲牌,亦吸收了部分民间吹打乐和歌舞乐。有的唱腔按行当分为小生、小旦、摇旦、须生腔;有的按人物身份和动作分为英雄腔、哭腔、苦腔;有的按节拍、唱法分为平板、高腔、一字腔、流水板等。

白剧的表演节奏鲜明,规律严谨,保留了较古老的面貌,它不仅有一整套专门的舞蹈性很强的程式,而且也很讲究武功。清乾隆时,72岁的艺人杨永桐,演《双猴挂印》还能翻身上梁。各行当都有各自独特的步法,并讲究“一装、二唱、三敲打”,即化装表演首先要合乎身份和性格,并且要唱得好,舞蹈和表演动作还必须与音乐丝丝入扣。白剧有一套具有特色的脸谱,只有红黑白蓝紫五色,无黄绿金银等色,笔调粗犷,着重突出人物性格。

多年来,白剧博采众长,吸收了京剧、滇剧、花灯、川剧等戏曲剧种的表演手段以及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舞蹈语汇,使其表演手段更加丰富多彩,既保持古老剧种的民族特色,又注意戏曲的程式化、生活化,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,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白剧艺术家,吸引着不少专家学者对白剧艺术进行研究,在大理白族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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